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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学生的“减负”问题
汉滨区江北小学校长 谭照楚
“来啊，一起做学渣啊”，10月下旬，一篇名为“南京家长已疯”的网文被刷屏，引发网友热议。在文中，作者声情并茂地“描述”南京正在推进的减负政策效果，并感慨：也许用不了多久，各位的孩子就会成为一个个活泼灵动、热爱生活、轻松愉悦、心智健康的“学渣”，“南京家长在快乐与痛苦的交织中，终于疯了”。 10月28日，浙江省教育厅会同省委网信办等14个部门联合起草《浙江省中小学生减负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同样引起了强烈的反弹。“减负=制造学渣”，无疑是个极富煽动性的结论。
对此，教育部在回应中指出：减负不是让学生没有学习负担。同时亮明态度：鼓励学生认真学习、勤奋学习、刻苦学习，这是优良传统；减负是要减去强化应试、机械刷题、超前超标培训等造成的不必要、不合理的过重负担。之后，随着教育部门调低减负声势，朝野之间在短时间内，达成了一种默契，舆论场慢慢趋于平静。可是，在表面的和谐之下，在各方基于不同目的迁就妥协背后，依旧暗流涌动。社会各界对于减负问题，并没形成真正共识，深层次的分歧与矛盾依然存在。
最近20多年来，减负是教育部门持续不断强调的教育大政方针。特别是2018年12月29日，国家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等九部门联合向省级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也称《减负三十条》），被称作史上最严厉的减负令！随后各省、市、区相继密集出台各地方“减负”配套政策。虽然“南京家长已疯”此类网络热文对其中的矛盾和焦虑实际有所放大，不尽真实，仔细看南京规定，实际上也并不是简单一刀切，但是背后反映了大家对个别地区“减负”一刀切做法的反弹与焦虑。这是政策制定者们始料未及的。
“减负”的大方向肯定是对的，但是，政府殚精竭虑的减负政策，却不断遭到一些家长反对。在减负上，出力不讨好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为什么?显然是个别地区在实际操作上简单一刀切的做法，尤其是封顶的做法需要检讨。近些年来一些所谓专家不遗余力的推销“快乐教育”理念，煞费苦心的“快乐教育”，可能就是为学渣打造的天堂。今天你闹着减负，明天升学考试会为了你而降低难度吗?还是高考会因为看你快乐而特招你? 当下的中国社会，最矛盾的一个现象莫过于，家长一方面吐槽孩子学业负担重，另一方面，只要教育部门发布减负新政，又必然引起他们的反对。这些政策所导致的结果，几乎无一不与初衷背离。课内负担减了，课外负担重了；学校责任减了，家长责任重了，此消彼长之间，不仅没减负，反而增负。各个政策相叠加下，不是合力打组合拳，而是“打补丁”：不让校内补课，校外培训班就应运而生，于是又开始查处培训班。这种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政策效应经历多了，家长们自然也不相信减负能当真。
一个培训班的广告上这么写到：您来，我们培养您孩子；您不来，我们培养您孩子的竞争对手。这直击了家长的痛点，谁敢真正给孩子减负？于是，学校、家长、孩子联手玩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游戏，负担更重，焦虑更甚。所以这种单纯做减法、一刀切的减负政策颇值得商榷。每一个人的禀赋不同，一部分孩子学得快，另一部分学得慢；一部分孩子学得吃力，另一部分学不过瘾。这样一刀切的减负，是另一种的不因材施教。而这种只做减法的减负，也容易催生出家长“减负等于制造学渣”的焦虑，因为学习从来都不是一件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轻易完成的事儿，回望历史，每一个优秀人才的成功，无一不是努力学习和顽强拼搏出来的，正如幸福是靠奋斗出来的原理一样。其实日本在这一方面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中国努力吸取和借鉴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飞速发展，民众对教育的诉求越来越大，经济条件优越的家长对激烈的竞争导致的高强度的学习压力产生了质疑，当时日本政府就这个问题做了深度的讨论和调研，但减轻学业负担、改革大学入学考试的呼声甚至成了政治上的关键问题，最终“减负”于1976年年底开始实施。没什么特殊的办法，总结起来也就是少学东西、少上学、少考试，按要求要“宽松而充实”，孩子们也都玩得很充实。“减负”的实际效应如何呢？公立学校瘦弱，私营学校肥满；中产阶级家庭教育负担倍增；国民学力显著下跌、教育负担抑制中产阶级生育率；年轻人缺乏竞争力，学历严重贬值。在社会各个阶层的调查中，“缺乏常识”“缺乏教养”“缺乏沟通能力”、“缺乏忍耐力”“缺乏行动力”“缺乏抗压能力”“优先考虑自己、自私自利”“工作中一直被动等待、缺乏主动性”等吐槽成了日本“减负”一代的普遍标签。2008年开始，日本小学课本增加25%的页数被视为转折性标志，2016年5月10日，时任日本文部科学大臣驰浩宣布，日本将实行“去宽松教育”，朝着“教育强劲化”的方向发展。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此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真正需要减掉的是什么？需要增加的又是什么？我以为真正的减负是在尊重孩子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在保护他们想象力、创造力和好奇心的前提下去学习。我们减去的应该是超出学生生理和心理发展能力以外的学习任务，减去的是学习活动中机械重复而对开发学生智能无用的作业练习，减去过时、烦琐与实际应用无关的教学内容，要求教师放弃违反教育规律，简单粗暴、落后的教学方法，革除教学治理中仅以教学成绩评价教师教育成果的不当做法，并不是不要学生勤奋学习、刻苦钻研。
减负之后最重要的是增效，不能简单地一减了之。“减负”并不是只减不加，而是有所减和有所加的辩证统一。是要求人们从根本上改变重知识灌输，轻视对学生创造性思维培养;重智育，轻德育;重视升学考试科目教学;重文化知识传授，轻体音美等基本素质练习;重关心学生学习成绩，轻视学生思想变化、心理状况和行为仪表等违反教育规律的做法。要加强和突出对学生进行思想素质教育，教育引导和帮助学生逐步形成健康的心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养成勤奋、刻苦、探索、博闻慎思、好问、有恒的学习品质，礼貌、文雅、友爱、自尊、自重的交际习惯等，培养其形成健全健康的人格。
要实现减负增效，最要紧的是做好五件事，那就是调结构、转方式、提质量、重个性、讲规律。
“调结构”，就是“减负”要做好加减法。具体而言，就是要适当减少文化课学习的时间和降低学习难度，增加德育美育体育学习的时间；适当减少书本学习的时间，增加实践教育的时间；适当减少单纯知识技能训练的时间，增加学生综合素养培育的时间。
“转方式”，就是转变教与学的方式。当前就是要深化课堂教学改革，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探索有效课堂，建设高效课堂，大力推行“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让课堂真正成为实施素质教育主阵地和突破口，能在课堂上当堂完成的作业绝不延迟到课后。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教会学生学习、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上下功夫。
“提质量”，就是要减少重复、低效的机械训练负担，增加能够调动学生积极思维的、具有挑战性和创造性的教育教学活动，以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
“重个性”，就是要减少学生同质化的学习负担，因材施教，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差别化的教育；要适当减少统一的强制性的学习负担，增加学生多样化的自主性的学习活动。最适合的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
“讲科学”，就是中小学教育要尊重规律，依靠科学。以考试评价为例，对于日常考试，我们大可不必谈虎色变，讳莫如深，只要高考不取消，考试依然是国家选拔人才最公平和最有效的方式。在《减负三十条》里也不是反对考试，杜绝考试，反而明确指出：小学一二年级每学期学校可组织1次统一考试，其他年级每学期不超过2次统一考试，不得在小学组织选拔性或与升学挂钩的统一考试。所以让学生从小认识考试、有考试的意识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们的日常考试的功能定位不是要给学生排名排队，而是为了诊断和改进，名次和成绩虽不可以公开，但是学生和学生家长也应该有知情权。 以学习时间为例，《减负三十条》要求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三至六年级家庭作业不超过60分钟，初中家庭作业不超过90分钟，高中也要合理安排作业时间，作业难度水平不得超过课标要求，教师不得布置重复性和惩罚性作业，不得给家长布置作业或让家长代为评改作业。可见也并不是说不可以给学有余力的学生布置一些实践性作业、阅读性任务和一些个性化作业，但是应该把握好“度”，在不能保证中小学生充足睡眠前提下的“头悬梁、锥刺股”苦行僧式的修行，是违背规律和反人性的，我们应该坚决摒弃。
我以为最大程度的减负，不是绝对地做减法，强制性地降低标准，而是在正确认识负担的基础上，实事求是，面对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文化，真正地减负增效。我们学校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提高教育教学的效率和质量，最大程度地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努力地在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之间搭建一座合适的桥梁，在基础教育实践中能取得育人和应试的平衡兼顾，这也许就是减负最大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