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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期宅家，在“听书”里连听了两遍《汪曾祺小全集——在西南联大 》，这是汪曾祺的自传性散文集，语言清淡而趣味横生。用现在的话说，汪曾祺是个有一颗有趣的灵魂的人！他笔下的西南联大的师生也个个灵魂有趣，作风清奇，安贫乐道，抱朴守真，极有人生趣味，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样本。
一、一群灵魂有趣的人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是率性真诚的，汪曾祺的散文里，沈从文、梅贻琦、金岳霖、闻一多、冯友兰、朱自清、杨振声、罗常培、刘文典、张宗和夫妇、吴宓、唐兰……（以及后来在北京时，汪曾祺交往的老舍、白石老人、赵树理等）还有那么多自然科学的教授、讲师，他们讲课不拘一格，做事兢兢业业，对学生对同事坦荡诚恳，心无芥蒂、付以真心。联大的教授们，特别是负责的教授，比如各院院长、系主任等，对自己的要求都很严格。对于来自上边的命令，如果感觉不合理，要么据理力争，要么就公开抗议，他们工作时整个心态是从容而平静的。以茅草为顶、土坯为墙的联大校舍里，学习和研究气氛空前浓厚。老师们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同学们勤奋读书，刻苦钻研；师生还携手跋山涉水，进行社会调查或野外考察；学者们在烛光灯影下著书立说。在教授们的影响下，学生们追求学问，也个个真性情，个性各异但无怪异，也有一颗有趣的灵魂，和一腔澎湃的报国热血。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得意门生，汪报考西南联大时就只随身带了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沈从文小说选》，所以，在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沈先生开的三门课汪曾祺都选了。汪曾祺说，沈先生实在是不大会讲课，声音又小，他的湘西口音又难懂；他讲课没有讲义，常是即兴漫谈。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他在创作课（写作课）里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他总是给学生提供很多自己买的书借阅（好多借而不还）。沈先生的写作课是让学生先写，他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他自己贴钱帮学生投稿，好多学生的处女作就是这样发表的。大家都认为，作家不是教出来的，因此现在有些文学院不设创作（写作）课，但汪曾祺说，这是因为这些学院没找到沈先生这样的老师，沈先生的学生是很有几位作家的。这是对沈从文授课的最大肯定。
汪曾祺说，闻一多先生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课讲得相当精彩，课堂爆满。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闻先生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墨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闻一多书画功底深，别人用过的废笔，他都收集起来，秃笔写篆楷蝇头小字，真是功夫。
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朱自清和皮名举教授上课很严格，要求学生记笔记、交作业。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开头一句是：“《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是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罗庸(膺中)先生讲杜诗也是“叫座”的，他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注解都背出来。唐兰(立庵)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讲过了。——汪曾祺说这种讲法也不错，一切都在他的吟读中。对学生学业考查和评价，联大的教授重创新，重视不拘一格。要求学生不重抄书，重在有无独创性的见解。
教授之间是不互论长短的，有欣赏的课就都去听，偶有评价也坦率公开，比如唐立庵先生有一次在办公室当着一些讲师助教，就评论过两位教授，大声说“闻一多集穿凿附会之大成”、“沈从文集罗唆之大成”。他不考虑有人会去“传小话”，也没有考虑这两位教授会因此而发脾气。
汪曾祺说，沈从文曾点评他的一些同道朋友，说他们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也是沈从文这些西南联大人的共同气质。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都是多才多艺的，即便是自然科学教授们。好多教授会唱昆曲或者梆子戏、京戏，他们和云南大学一起组建曲社，教学生昆曲。曲社定期举行“同期”演出。平时上作文课穿两件长衫的陶光老师是组织者，他是唱冠生的，嗓子宽、圆、亮、足；笛子伴奏的是张宗和先生，她的夫人孙凤竹唱《折柳阳关》，极其婉转细腻；植物分类学家吴征镒是唱老生的；还有哲学教授沈有鼎、生物系的女教授崔芝兰、数论专家许宝騄、文学系主任罗莘田等，许多联大师生在此聚集。教学之余，他们琴棋书画，演京戏唱昆曲，抓虫子吹笛子，种花卖摆摊贩，调剂生活，让难熬的艰难的甚至衣食无保的日子绕有情趣。
生活上，他们布衣布履，采薇食虫。通红的糙米里面有木屑老鼠屎他们戏称“八宝饭”，寻野菜、干爆豆壳虫下酒打牙祭；衣服破洞处贴着橡皮膏或者扎绳结称“疙瘩名士”；化学教授曾昭抡穿着“空前绝后”鞋（前有破洞露脚趾、后跟破烂提不起）走路突鲁突鲁很响；闻一多先生穿着亲戚送的掉色的样式过时领子耸得老高的旧夹袍；朱自清披着赶马人的深蓝毡毯“一口钟”在校园里像一位侠客……联大师生破衣烂衫，却孜孜不倦做学问。老师们需要摆摊贴补家用，有时甚至衣食有忧，但他们在课堂上传授科学侃侃而谈，讲授文化真情流露，做学问求真理乐在其中。联大的校舍是铁皮屋顶或者草顶土墙房，装肥皂的空木箱既是衣箱也是书桌，但师生们是“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
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后来的文革时期遭受摧残仍固守真我，不怨不怼。汪曾祺说，他们是最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我深以为然，深深感佩！而如今，经历多次运动的挤压摧残、商品经济的诱惑熏染、各方思潮的侵袭、官本文化的捆绑，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已逐渐蜕化萎缩，甚至，“知识分子”已成为迂腐的“书呆子”招人耻笑的代名词。我们的教育，有太多的行政干预和官本位的束缚，有太多人在那儿指手画脚，还有过于短视功利的评价，让教育一线的人无所适从，更不用说保持个性做好教育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除了有学问，更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悲天悯人之情怀。浮躁功利的时代，我们忙得精神萎缩、心灵苍白，呜呼，哀哉，我等也只能向隅顿足而已。
有美国教授专门进行了研究统计，西南联大几年出的人才比清华、北大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其中许多是蜚声中外的第一流科学家，包括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三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六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朱光亚、邓稼先、王希季，近百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在科学、教育、新闻、出版、工程技术、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有不少西南联大校友成为业务和政治骨干。在台湾和海外，有重大成就的联大校友，也不乏其人。西南联大在滇整8年，大师云集，在教学和科研上成绩卓著，蔚为学术重镇、人才摇篮，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 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原因是什么呢？有人回答说是“自由”。这自由其实就是学术独立、大学独立，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兼容并包与学术自由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敬业勤学的精神，为共同事业团结合作的精神，现在尤为值得我们学习。
二、一颗有趣的灵魂
汪曾祺有一颗有趣的灵魂，他有寥寥几笔就把人物从文字里立起来活起来的本领。汪曾祺的这些散文散见于上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的报刊杂志，是汪先生六十岁以后的回忆，是四十多年来留在记忆中最深刻的印象。即使是些普通小人物，像眼神躲闪的花匠、一个每天手动拨动表针的图书馆管理员、一个在粪桶上画线描的哑巴、一位曾经阔过的历史博物馆的老门卫、一个跑警报时煮莲子糖水吃的广东籍学生、一位常年驻扎在茶馆的研究生……还有他家的姑姑叔伯和表姐们，汪先生抓住一个细节就描画出他们的独特灵魂。在昆明跑警报是常事，汪曾祺先生就在一次次跑警报中观察同学，寥寥数语就把人物性格活脱脱刻画出来了。
汪曾祺本人也是多才多艺的。 我想，这应该源于汪出生于一个书香中式家庭。《在西南联大》一书里，汪曾祺自报家门，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祖父、父亲、叔伯的故事，也剖析了自己的作品，讲述自己作品中那些原型人物。汪曾祺的祖父是眼科医生，用祖传方剂给人免费治眼疾，颇具田产，开有两家信誉远播的药铺。喝茶喝酒，兴致一来就背唐诗。他是清朝末科的拔贡出身，八股文做的非常好，他酷爱书法，收藏了不少字画和拓帖。他教孙子汪曾祺《论语》和八股文，对汪曾祺的书艺曾奖赏一台紫色端砚和许多名贵字帖。但他也读新式小说，订阅《生活周刊》。汪曾祺的说，祖父有一点浪漫主义气质和诗人气质，在他心里是个“人”。
承继眼科的汪曾祺的父亲多才多艺，金石书画曲皆通。年青时是位运动员，是足球后卫，撑杆跳在江苏省得了第一名，擅长单杠，练武术颇有功夫，骑马、游泳皆会。工笔和写意俱佳，求画人很多，汪曾祺评价父亲的绘画功力是相当高的，刻印章功夫也佳。他还会各种乐器，笙箫管笛琵琶古琴胡琴唢呐小提琴皆会，会做各种手工，花灯风筝给汪曾祺的童年带来无穷乐趣。他曾亲手给早逝的汪曾祺生母用纸糊了几箱冥衣，“裘皮”能看出羊毛狐皮的区别；还喜种花养鸟。中年后专心医学，医术精进；灾难之时，宅心仁厚，常做公益。汪曾祺七十二岁时，还写文章说“我想念我的童年”“想念我的父亲”。父亲对汪曾祺是民主的朋友式的关系，和汪曾祺是“多年父子成兄弟”。以至后来，汪曾祺对自己的儿子也是尊重理解的，对孩子的学习、爱好、交友、恋爱婚姻是民主的，从不强加干涉。汪曾祺说“做父亲要保有一点童心”。汪曾祺的这种教育观应是深受他父亲影响的。
在汪曾祺的散文里，也写了他的勤快能干的祖母、文秀早逝的生母、善良慈爱的继母、姑婶姨奶奶表姐等，日常饭食、绣花游玩，这些女性也是个性鲜明颇具生趣的，即使是丈夫早逝守寡性格变异的二伯母，汪曾祺和她也相处得其乐融融。也就是说，汪曾祺总能看到每个人的趣味，也很善于发现朴实生活中隐藏的趣味。即使是生病，在他笔下你也看不到困苦，而是坦然接受和疾病相安无事后的欢欣。有一颗有趣的灵魂，他的心里也只留情趣吧！
汪曾祺深受这种家庭氛围熏陶，从小立于画案边的他书画功底了得。我认为，他能在他的散文或者小说里，简约几句就活画人性，写人写物直入灵魂，也是受他的绘画功力的影响吧，毕竟，艺术都是相通的。除开书画，汪曾祺从学生时就会唱戏，青衣唱得很好。另外他也会乐器，比如在西南联大时独坐枯树上吹笛子（一想到这我眼前就是一副古画）。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汪曾祺竟然厨艺很好，北京文联曾让他在家招待文化界海外名流，一些文友常点名到他家吃饭，而且一些家常小菜被吃得汤都不留，做菜极富想像力和自创性（他的父亲也是如此），即使是家常的凉拌菠菜，也要色型味俱佳。真的很佩服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今的我们，除开谋生的职业，平日庸碌无为，刷手机占去太多时间，还有几人能从平常小饭菜中感受生活的甘美而不觉枯燥呢？又有几人还能保有些许琴棋书画的精神娱乐呢！
汪曾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读他这部《在西南联大》散文集，对他的了解还只是一斑，但已经深深感受到他的纯粹和真性情，在他的散文里，读不到愁苦和失望，读到的是情趣，是喜悦，是平静中的小快乐。不知不觉间，你觉得，你的一颗心也温情起来，你会觉得，生活，还是蛮有意思的！
汪曾祺的《在西南联大》，是一位灵魂有趣的人，写出了一群灵魂有趣的人。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是我摩拜的偶像。
（作者：汉阴县初级中学 吴晓冰）
